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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的历史与解说

2000-07-19 来源:中华读书报 吉 彤 我有话说

由于近代中国是“被迫”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的,因此近代中国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诸多方面几乎一直处在急剧性的变革、动荡之中,任何一种思想、观念、行为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都无法久居舞台的中心位置,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似乎真的印证了“江山代有人才出”的古训,只是“各领风骚”达不到“数百年”的时间,更多的可以说只是“昙花一现”。

近代百年的历史时段里,关键的思想家、政治家及关键的年份有几个格外值得关注。就思想家而言,有严复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章太炎、杨度、陈独秀等;就政治家而论,则有西太后、光绪皇帝、孙中山、袁世凯等人。而这些人的活动年份大都在1895—1915年之间。于是1895—1915年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便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,便自然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、最关键的年份之一。

在1895—1915年这短短的20年里,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的急剧性的变化:先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,洋务运动获得了极大的发展,然而几乎在“一夜之间”却不敌东邻日本,不仅北洋海军全军覆没,而且连清政府能否继续“合法性存在”都受到了质疑,于是有甲午战败后启蒙思潮的发生,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崛起,有教育救国、实业救国等等思潮的萌生。正是在这些思潮与运动的催生下,终于迎来了1898年戊戌变法,光绪皇帝的胆略与勇气一时间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。然而不幸的是,戊戌变法仅仅存在了一百天,便被西太后轻轻一击而推翻,中国历史似乎回复到变法运动之前。

西太后的镇压使进步的中国人感到失望,可是正当这种失望继续蔓延的时候,却不料西太后自己宣布了“新政”,公布了“筹备立宪”的时间表,确定以清政府为主导继承戊戌维新运动的精神遗产,推动中国继续前进,清王朝也似乎在这种变革的氛围中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20世纪初年的新政在近代中国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,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,特别是教育等方面在制度层面的变革差不多都兴起于这一时期。然而当新政的日程表还没有最后排定的时候,新政的政治目标尚未实现的关头,新政的“主体”清政府却在“一夜之间”由一场革命推翻,中国历史又一次发生重大转折。

清政府被推翻后,建立了民国,民主共和的新体制开始在中国建立。然而中国人仅仅经过一个为时并不太长的高兴,便又一次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:先是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,接着则是1915年的袁世凯“帝制自为”运动,历史经过短短20年的“周折”,却又回到它的起点。难道中国只能实行“帝国”的政治体制吗?中国人难道只能在“皇恩浩荡”的荫庇下做“顺民”吗?中国人经过20年的“折腾”又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。

从上述情况看,1895—1915年的中国政治发展,不仅构成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一个分水岭,而且实在是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一个缩影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,系统全面地阐释这20年中国政治变化与思想变化的内在关联,便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马勇的这部新著《1895—1915:梦想与困惑》便是近年来比较集中探讨这一时期政治、思想变化的主要著作之一。

著者在这部书中,以现代化的理念去探讨1894年至1915年间的中国思想史,获得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。著者认为,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,此前的中国在经受了鸦片战争及其之后的短暂困难之后,至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,中国已基本上步入近代化的轨道,中国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尤其是军事实力方面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。然而由于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,使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产生“世纪末”的恐慌,中国向何处去一时间成为新的热点话题。但由于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委实过于复杂,不同的人群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。于是在甲午战争之后,各种新思潮蜂拥而至,革命、改良、激进、保守、排满等等相继而起,在政治层面则先后有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、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、1905年正式开始的预备立宪运动,1911年的辛亥革命,1915年的袁世凯帝制自为等等。所有这些运动,都表明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过程中。而本书则是根据历史事实对这些思潮与运动进行的分析。其结论相对说来是新颖的,引用的史料比较适度,其语言也是比较通俗易懂的,适合一般知识分子阅读,是一切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、关心中国历史走向的读者应该一读的优秀著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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